所以，我必须说，仅将自己的努力目标设定为实在法理论，这是一个部门法学者的标志。

  六、余论 由于此次评估是全国范围内首次开展的全面评估，而设计法治政府评估指标本身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复杂工程，受制于政府公开的数据不足和向政府获取 信息的困难，加上课题组的研究水平和研究力量的限制，本次评估难免存在不足之处，尚有法治政府建设中的诸多问题需要发掘。评估结果显示，政府工作人员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执法效果，执法人员素质偏低与暴力执法现象具有很大的关联性;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有待进一步贯彻落实;政府的便民服务措施实效欠佳;公众参与和维权意识有待提高。

从本次评估结果可以看到，法治政府建设的现状距离2020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的目标还有相 当的差距，我们面临的任务还很艰巨，时间也极其紧迫，必须采取更加有力措施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该项指标排名前五位的分 别是南昌市(36?5分)、苏州市(36?5分)、厦门市(35分)、成都市(34分)和广州市(33?5分)。定量分析方法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广泛应用为法治评估成为科学研究过程和实现指数化提供 了现实路径。(一)总体状况 1.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总体水平有待提高 此次评估结果显示，按照总分300分计算，即便总分排名第一的广州得分234.43分，得分率只有78.14%;53个城市的平均分为188.87分，平均得分率仅为62.95%;53个被测评城市中有28个城市在平均分之上，25个城市在平均分下(见图1)。相反，指标划分得越少，每个观察点被赋予 较大权重的几率越大。

东部城市 的平均得分是193?73分，中部城市的平均得分是188?46分，西部城市的平均得分是179?18分。行政复议制度的贯彻落实方面，很多城市出台的全面贯彻落实行政复议制度的法规、规章并不 多，仅制定了有关行政复议某项制度的规范性文件。更何况，出现在《三字经》上的子不教，父之过等儒学理念已经化为当代中国人的日常用语，[11]旨在表明父母即便不能承担现代法律上的连带责任，但也在道德上承担连带责任。

北京丰台法院则直接把《弟子规》中的亲爱我孝何难。因为即使子女并非出于亲情前来探视，那也总比见不到子女更符合父母的心愿，而缺失亲情的探视也是一种探视。[4]三纲中的父子一纲与夫妇一纲具有相同的价值构设，父要子死而子不得不死。再就西方的家庭伦理本身来说，既然西方人会在意志自由与自我选择的层面上言说子女对父母不具有赡养义务，而且哪怕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确实存在着给予与赡养的关系，但那样的关系又潜含着私法契约论的逻辑，便使得代际关系本身显得极其淡然，又使得仅凭血缘亲情来维持代际关系并不可靠的问题在西方并不会发生，或者说西方人根本无从谈及那样的问题。

就像西方那样，亲子间不存在孝道伦理制度，使得西方的制定法几乎无从谈及赡养扶助的代际法律制度。[17]中西法律在代际法律制度的问题上何以存在着有与无的极大差别，固然存在着多种原因，但文化上存有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

我的行为就是法律在处置我时所应依据的唯一的东西，因为我的行为就是我为之要求生存权利、要求现实权利的唯一东西，而且因此我才受到现行法的支配。父权制度仅仅只是情感表达于反馈模式上的一种表现。第11条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北京东城法院曾在一份判决书上说，中国自古就有百善孝为先的优良传统，而《孝经》更是把孝道誉为人的德行之本。

司法不仅要认可对于孝行养亲与安亲来说能够起到规制作用的制定法为法，也要认可对于孝德敬亲与安亲来说能够起到规制作用的伦理制度为法，使得孝道问题实现了由法律难题向法治命题的逻辑转换。至于代际关系何以会在西方展现得极其淡然，就日常生活的具体情境以及社会的文化氛围来看，西方人在基督教的语境下往往会认为自己有两位父亲，一位是生身父亲，另一位便是上帝天父。前列判决书已经充满伦理道德味道的言辞，而儒学文本上的孝道理念得以出现更是加重了司法判决的伦理叙事色彩。孔子生活的时代就存在着养敬分离现象，那样的现象一旦出现就表明，尽管尊敬父母是人区别于犬马的本能以及本性，而且具有德性色彩的本能以及本性若要发挥出来，原本就依靠自然而然的内心自觉，但仅凭人的内心自觉难以保证一定会唤醒自身的内心自觉，即使是能够唤醒内心自觉那也难以保证一定会召唤出人的本能，即使是能够召唤出人的本能那也难以保证一定会召唤出人的本性，即使是能够召唤出人的本性那也难以保证人的本性能够得到有效的发挥，继而仅凭人的本能以及本性来维持代际关系并不可靠。

同时，若要确认制定法上的赡养一词也包括精神赡养便需要确认另一种可以被称为法治国之治的法治观。因为伦理话语何以出现在本该充满权利话语的判决书上，而且要借助于儒学文本上的权威表达强势出现，尤其是在实用型司法观以及回应型司法观的论域内，本来就意味着全盘选用权利话语未必符合当事人的心愿，而且也未必能够有效解决代际伦理问题，毕竟代际伦理涉及到了人的本能以及本性，而法律能否对人的本能以及本性加以规制本来就有待于商榷。

若从整体上对今之孝者……何以别乎一句加以把握，就能够看得出孔子大有对自己生活时代的养敬分离现象针砭时弊予以批评的意味。这使得伦理话语的出现成为一种必须甚至是必要。

实质性传统是指赞赏过去的成就和智慧以及渗透着传统的制度，并且希望把世代相传的范型视为有效指导思想的倾向。尽管民间俗语养儿防老以及多子多福也彰显着些许私法契约论的逻辑，可以作为接引接力模式的落脚点，但接力模式于反馈模式继续衍生的过程中介入，而无法从根基上打破反馈模式，因时空错位而必然导致在施展空间上受限。那样的挑战也充斥于民众的日常生活。[8]被现代政治意识形态打破的只是畅行于传统社会与反馈模式不可分离的父权制度，而反馈模式本身及其内在的代际情感以及孝道理念作为人的本能以及本性并不曾被打破。它旨在强调应把伦理道德问题归由伦理制度来规制，只把人的外在行为问题归由法律制度来规制。子女何以承担着赡养扶助父母的法律义务原本就建基在孝道伦理制度上，而且赡养扶助的法律义务尤其是在孝道作为实质性传统的论域内原本就属于伦理义务。

[21]依据该种法律观，法律以及司法判决固然能够对外在的孝行养亲与安亲起到规制作用，却难以对内在的孝德敬亲与安亲予以规制。不敬，何以别乎无疑是在人与犬马相比较的层面上言说的，继而把敬视为人的具有德性色彩的本性甚至本能。

[20]前列案件中恰恰潜含着一种与社会养老取代家庭养老以及亲子于居住空间上不够集中相符的规律性现象，即父母多要求子女予以精神上慰藉而极少要求子女予以经济上供养，而且确知父母衣食无忧正是涉案子女长时间不探望父母的一方面原因。涉案父母恰恰正是针对安亲提出司法诉求的。

现代的政治意识形态以及法律作用于家庭伦理而型塑出了代际平等制度。首先需要面对的问题便是，儒家的孝道理念能否以及如何在当代社会的家庭伦理中发挥作用。

权利话语优先被选只是为了促使伦理话语优先被选。子女应赡养并善待父母，不能因一己私利而妄言反目。本文用权利备选论的称谓来概括把权利话语放置到备选位置的现象。权利话语和伦理话语作为民众解决日常生活问题的两种备选方案而存在，体现着两种法治观的并立。

若要远游必告之去向也能安父母之心而彰显着安亲理念。尽管父母期望子女基于亲情前来探视，未必能够接受子女前来探视实际上是在执行司法判决，期望听到的是伦理话语而不是权利义务话语，但仍不能否认精神赡养出现在法律以及司法判决上是有意义的。

行孝尽孝的养亲方式相对来说易于实现。若要达致那样的终点，两种话语又呈现出了前后递进的关系。

其中潜含着一种可以被称为法律之治或制定法之治的法治观。更为重要的是，接力模式与反馈模式具有完全不同的文化根基。

两种话语同时存在，而且都旨在解决仅凭血缘亲情来维持代际关系并不可靠的问题。需要追问的是，何种意义上的儒学曾受到批判。民众经常提及的养儿防老观念是代际关系反馈模式的真实写照，而多子多福观念又表达着父母对未来寄予期望。在2010年前后，法院常借用儒学文本上的孝道理念来考量涉孝案件。

因伦理话语受阻而提出权利话语又旨在表明，民众在平时的日常生活中对伦理话语的考量要重于权利话语。据调查，接近百分之九十四的中国人认为亲子关系是当代社会最为重要的伦理关系之一，而且对父母尽孝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但有接近百分之八十一的人虽有道德知识却又因各种原因而无法与父母经常见面。

时至汉武帝时期的政权在治世理论上开始借用儒学，继而三纲五常的礼教理念又于汉章帝时期通过白虎观会议得以确立。更为重要的是，若无理念的当下生成与理念的古今传播相接通，便无法让理念在古今传播时获得强大的生命力，使得能够古今传播的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往往只会沦为历史陈迹的延续。

中国的家庭代际伦理不但根本无法完全走向接力模式，而且一旦失掉反馈模式而又没有基督教作为文化根基上的替代机制，那么中国人在面对家庭伦理时必然会无所适从。再就今之孝者……何以别乎一句来说，其原创性主要体现为以下两方面。